常清，中国期货界的元老，1988年就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小组秘书长，不仅设计了我国期货市场试点的总体方案，而且主持、参与了中国期货交易所的创建工作。1993年下海创立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和上海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在当前中国180多家期货经纪公司中，金鹏期货的业绩长期位于前列。
弃官从商，几起几落，倍感在中国经营之艰难，尝尽人间世态之炎凉。期货热时，曾被誉为“中国期货之父”，邀请讲演者踏破门槛；政府开始整顿期货时，毁多于誉，门可罗雀；公司有钱时，高朋满座，众星捧月；公司亏损时，众叛亲离……十年经商路，无一处平坦，没有鲜花，只有荆棘。
“我现在比较安闲，50%的时间用来讲课、研究学术，另外50%的时间参与社会活动，对我来说，研究和教育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在北京金融街投资大厦九层近百平米的会客室里，金鹏期货经纪公司董事长常清面对记者，气定神闲。
其实，过去的十二年里，常清一直走在风口浪尖上。自得时，资金、名利滚滚而来；失意时，金钱、朋友远远离去。谈起往事浮沉，常清对记者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在中国做期货公司，第一不要盲目扩张。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道路非常坎坷，再不能理想主义了，不能按照成熟市场经济的想法来做了。即便是期货业的春天就将到来，我也会采取‘内敛’的战略模式；第二，用人要‘任人唯亲’，不能‘任人唯贤’，不了解的人决不能重用。期货公司的利益诱惑太大，在中国期货制度还不完备的情况下，越能干的人往往造成的损失越大；第三，不能‘以人为本’，要以制度为本。这样做，也许丧失了优秀的业绩，但却是稳健发展的最好方法。”
——这番话，应该是在期货市场沉浮了十七年的常清的肺腑感言。
奠基中国期货业
常清于1978年考上了吉林大学经济系，与现任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经济学家韩志国、袁纲明等人是同班同学，又直接在吉林大学读了国民经济计划治理的研究生。作为中国第一批研究生，他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招去从事“价格研究”。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计划经济放开的第一步是价格放开，在1984年后出现了“价格双轨制”，也就是说，一部分商品的价格仍然由计划治理定价，另一部分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力量决定。但是，放开价格并不等于市场形成，究竟市场的价格怎么形成的，这对于一直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学者来说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心领导也很困惑：从1984年放开价格开始，物价就开始飞涨，并且一种商品有许多价格，计划内的、计划外的，倒买倒卖的，市场形势非常混乱，以至于引发大家对改革的必要性和成功与否的怀疑。常清回忆说，1986年赵紫阳在一次老中青务虚会上说：“西方国家的物价是放开的，没有管制，但是物价上涨和下跌工人都不上街闹事；而我们国家一动物价，大家就都不满足，要上街、要游行。价格是管了也不行，不管也不行。西方国家的价格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常清在研究中发现，国际贸易是按照期货市场所形成的价格来定价的。因为期货市场是一个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讲的典型的完全竞争市场，买方卖方集中在一起，通过一定的规则竞争形成价格，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价格是公平合理的。于是常清开始研究期货市场。1987年，常清被派到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学习证券市场。时逢日本刚刚与美、英、德、法签署“广场协议”，用各国联合干预的方式使美元急剧贬值。常清来到日本就大吃一惊：中国1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几天就损失40多亿美元！常清询问日本的金融专家：“你们这些国家的任何货币都是可兑换的，假如汇率变动，银行的风险多大啊？”这位专家告诉常清，发达国家的大宗商品包括金融产品都可以通过期货市场保值来规避风险。
1988年初，常清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给总理上报了全年的研究工作计划，总理看了研究计划以后，用大红的粗铅笔在题目下边画了一道，并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马洪同志，请你组织几位同志研究国外的期货制度，用于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保持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于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体改委组成了中国的期货市场研究小组，任务是设计中国期货市场的总体方案，常清出任秘书长，是总体方案的执笔人。
1988年底，方案出来并得到通过，研究小组开始在中国进行试点。然而，实践似乎比理论要难得多。研究小组先找人民银行搞金融品种。人民银行说不行，外汇波动太厉害，金融牵涉到国家的经济命脉，不能搞。于是搞大宗商品，找来了物资部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官员。但在座谈会上就否定了搞大宗商品物资，物资部的官员说，物资关系到国计民生，现在物资流通的改革已经搞乱了，假如再加上期货投机，那整个国民经济就乱了，谁能负责？让研究小组欣慰的是，商业部很支持，原因是：第一，商业部参加了这个研究小组；第二，当时的粮食买难卖难让商业部很难受，财政挂账很多，粮食过剩又很难保存。在商业部的支持下，于是期货市场就由吉林的玉米、河南的小麦、湖北的水稻和四川的猪肉开始了研究。
然而，中国期货市场生不逢时，赶上了1989年。期货是姓“资”还是姓“社”有些说不清，于是，除了河南省，其他的省份都把试点研究停止了。中国第一个试点实际上从1990年开始，名字叫做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后来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邀请下，常清又参与了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的设计工作，并为上海金属交易所的规则设计贡献了才智。
学者下海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期货市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忽然变得“炙手可热”。常清说：“那阵子，我从一个清闲的学者变成一个被各地公司和官员邀请的忙人。我33岁，真是春风自得马蹄疾，我发誓要给中国的期货市场做一番大事业。”
常清是一个随和的人，总是面带微笑，说话慢声细语，有典型的山东人的豪爽，因此，常清朋友众多。可是，表面豪爽热情的常清，却经历了众多他没想到也不愿见到的事情。
常清在他的《微言集》里写道：“于是乎，许多旁观的有权人，一些有敏锐观察力的官员，纷纷粉墨登场，各就其职，国际上由专业人士实行专家治理的工作，在我国竟然成了人们追逐的‘好位子’。我虽然被业内尊称为‘老师’，到后来我才醒悟，历来是‘有状元徒弟而无状元老师’。我的所谓‘学生’们的创造竟使我大跌眼镜，几十家交易所互相抄一抄规则，在抄写的过程中离国际惯例越来越远。大家只热衷于有无控制权，杜撰出一些‘国情规则’，这要审批，那要决定，朝令夕改，随心所欲。面对此等混乱局面，我多次呼吁要尊重国际惯例，但是作为被冷遇的老师，提出的建议也只能束之高阁。要干事必须谋‘位子’，由于自己禀性不会钻营，只好在友人的劝导下，自己‘下海’走自己的路。”
出道碰壁
1993年，在设计完郑州、深圳两个期货交易所试点的工作之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常清被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请去成立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36岁的常清雄心勃勃。然而，这个“纸上谈兵”的学者碰到现实马上焦头烂额。
常清当初是按照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制度模板并遵循国际惯例设计的中国期货市场。自己治理公司后，常清发现中国的国情实在无法与国外相比。比如，国外的信誉机制良好，客户通过电话委托下单；但同样是电话委托，在中国，客户下单后，发现期货价格与自己猜测的恰好相反，又不想承担损失，就会拒不承认自己曾委托下单，就会打官司起诉期货经纪公司，那时，由于制度和法规不健全，法院经常是“各打五十大板”。常清花了几百万元人民币后知道了在中国做交易，必须要签字画押才能算数。
于是，推崇国际惯例的常清不得不发明和使用了很多带有中国特色的土方法，例如：印制指令单、安装录音电话、客户统一编码、杜绝客户透支等。常清说：“那时候，我与国外的一些金融朋友交流的时候，真是哭笑不得，而他们也惊诧于中国的期货经纪公司竟然能这样生存下来。试想，欧美的同行面对的是全世界的客户，哪可能都让客户到公司签指令单呢？”
国外的期货公司，集中了金融领域的尖端专业人才，刚刚下海的常清也照做不误。中国与国外不同，国外的经纪人非常看重自己的声誉和职业生涯，很遵守职业操守。但是，90年代初，中国的金融业刚刚兴起，制度极不规范。有些“精明”的交易员就在期货公司用亲属的身份证开两个户，同时做“多”和做“空”。假设每个户头的保证金是10万元人民币，当大的行情出现的时候，比如出现了几个涨停板，做多的账户赚了100万元，这时交易员就会放弃做空的账户，由期货公司强行平仓。这样，做空的账户亏了10万元，做多的账户赚了100万元，赚到的90万元实际上是期货经纪公司的钱。
另外，一些交易员和客户勾结，比如开仓做多，假如行情看涨，就会私分所得；而一旦行情落空，交易员就会声称是“错单”，而将亏损放在公司错单账户中。
1994～1995年是中国期货市场鼎盛繁荣而又极不规范的时期。金鹏公司当时有600多人，是公司历史的最高水平，每年的利润有两三千万元，但常清坦言，那时自己的感觉并不好。他说：“当时我还是学者思维，可是在转轨时期，法规不健全、交易规则朝令夕改、员工跟客户一起坑公司的钱，大家还觉得这个员工‘挺够哥们意思’……这些对我震撼和触动太大了，我认为这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绝不答应、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天天发生。”
又遭严霜
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期货业在蓬勃发展，同时也泥沙俱下：1995年上半年的“3·27”国债风波、6月的“天津红507事件”、下半年的苏州“红小豆602事件”，都属于大户操纵市场，过度投机的恶性事件。这使得期货监管部门认为期货市场的发展已经到了不能不“治理整顿”的阶段。
1995年到1998年，期货交易所从50多家压缩为3家，期货交易品种从35个压缩为12个。从1995年开始，期货市场每年的交易量以平均30%～40%的速度滑坡，进入了极度低迷的状态。1995年期货市场的成交量为10万亿元，到了2000年只成交1.6万亿元，在市场上的交易资金只有40多亿元。许多从业人员逃离期货业，期货公司过上了紧日子。
常清的金鹏期货从1997年开始亏损，为了减少风险、增加激励机制，常清想出了一个办法：员工人人入股，国外的期货经纪公司很多都是合伙制的。说来有趣，常清入股的钱反而是从1996、1997年的股市中赚到的，他把这几百万元买了金鹏公司的股份，同时要求每个中高层干部都购买几十万元的股份，员工买几万元股份，并承诺，一旦员工离开，即使公司亏损、股份缩水，他也会按当时的原价收购。
但是此计划实施了一年，常清的心就凉了。当员工能从通过其他途径获利超过他的股份金额时，他的选择是毫不犹豫地把股份弃掉。另外一部分员工也没未因为拥有股份而留在期货业，到了2000年的时候，北京的总部只剩下17个人。常清不得不真的把他们的股份原价返回。
常清说：“炒股炒成股东了。当时我真的想放弃这个公司了，承认我的失败。可是我的自尊心不答应我这样做，我‘无颜见故人’啊。我对金钱没什么概念，但是我对脸面有概念，这可能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所以，再苦也得做下去。同时，我也熟悉到，开公司，尤其是期货公司，绝不能‘以人为本’，要以严格的制度为本。我一直想让中层干部有房住，有钱拿，稳住人才，但是人人都想暴富，欲壑难填啊。”
稳固阵地
2001年,期货市场扭转了连续多年交易规模持续下滑的局面,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全年成交合约1.2亿手,成交金额突破3万亿元人民币,分别比上年增长120%和87%；2002年期货市场成交金额进一步增长了31%；2003年国内期货市场行情热络，总成交金额为10.84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交易手数达2.8亿手，两项指标同比分别增长174%和107%；2004年是中国期货业自诞生以来最辉煌的一年，出现十年一遇的商品牛市行情，棉花、燃料油、玉米、黄大豆2号四个新期货品种的上市让期货市场连续成为资本市场上引人注目的亮点。而14.89万亿元的总成交额又创下了历史新高。2005年比2004年略有回调。
对于常清来说，这是他喜闻乐见的；对于金鹏期货经纪公司来说，目前仍然要稳固城池，打好防卫战。现在，在180多家期货经纪公司中，排名前10位的期货公司代理了全国市场总额的26%份额。金鹏期货的市场份额一直名列前茅。然而，期货经纪公司经营范围狭窄，业务单一，除手续费收入外，其他收入来源有限或没有，再加上2005年年初，证监会发文规定，要求期货公司向三个交易所缴纳的基础保证金提高至600万元，大大增加了期货公司的财务压力。
“我已经比较务实了，也比较现实了。有能干的人帮我治理企业，我比较安闲。”常清说。
不做商人
常清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自己的资产也早达到了千万元以上。他的第一桶金来自日本，一年的正教授待遇，让他从日本带回近百万元人民币。“我的第二桶金来自股市，而且，我的很多收入都有些运气和非主动的成分。”常清说。所谓的股市收入，其实不是指二级市场投资收入，而是当时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让他购买的大量原始股。当时有色股份的原始股转让价格为1.5元，公司给他的价钱是1元，这包含着部分奖励的意思。“我根本没有想到，七八年后，我在二级市场变现时，我竟然发现自己有了那么多钱。”常清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一夜暴富”的感觉。而从金鹏员工手中被动收购公司股份也让今天的常清资产持续“飘红”。
不过，已经成为富人的常清，却对“挥金如土”的生活不习惯也不喜欢。他的业余时间极少涉足娱乐场所，朋友送的高尔夫球杆也长期冷落在办公室的一角。
常清喜欢著书立说。49岁的常清，已经撰写16本著作、200余篇论文，还不包括在各媒体发表的随笔杂文。常清认为自己从骨子里是一个学者、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商人。他喜欢“学者常清”或是“教授常清”这样的称呼。“对我来说，现在我最大的精力和乐趣都在研究和教育。”常清说，“现在，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要搞一个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让我牵头，成立全国教学科研的一个中心，我正在干这件事，在出教科书，培养MBA，培养硕士生、博士生。”
“贺龙不是说嘛，在将军里面，我是一个诗人，在诗人里，我是一个将军。我也是这样，在企业家里面，我是一个学者，在学者里，我是一个务实的企业家。”理论与实际的密切结合，让常清有了今天的气度，也让金鹏有了今天的发展。
“理想”常清
“常老师是一个有历史视野的人，他老想为中国的期货业做点什么。”他的弟子如是说。
有理想的常清经常“语出惊人”：1988年3月，在一次发展中国期货市场理论讨论会上，常清向中外记者提出“力争三到五年建成中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让当时的舆论界为之哗然。1996年，常清提出“中国的期货市场与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配套，应成为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国际性定价中心”理论，然而当时正值国家期货市场治理整顿，期货声名狼藉，一位高级官员公开说：“这是痴人梦语！”日本通商产业省课长大先生也劝他说，不能太乐观，从日本的经验看，假如官僚不懂这个行业，要一层层游说，这需要时日。
直至今天，常清都在为中国期货市场的快速发展奔走呼吁，著述立说，论坛讲演。一个公司的老总想邀请常清给公司做期货培训，怕常清架子大，于是间接托人找常清。常清苦笑着说：“他哪里知道，他不出钱我都会给他讲，我愿意讲，我今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将我国的期货市场建成亚洲地区的定价中心。”
在中国的期货业——这个外人眼中金戈铁马、硝烟弥漫的战场中，常清信马由缰。他喜欢史铁生小说《钟声》里的一句话：“我们正处在既来自过去，又达不到将来的中间环节，我们既看不到黄昏晚霞，也看不到黎明的微曦。未来的人啊，你们也许永远不可理解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