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am bornpenniless,but must not bestillpoorandfrustratedatthetimeofdeath.
我生来一贫如洗，但决不能死时仍然贫困潦倒!
－－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
金融危机的肇事者
对于全世界的银行家来说，“索罗斯”三个字，代表着一种邪恶的力量，受其冲击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元气大伤，典型的病症是经济发展倒退，金融体系失效、混乱甚至崩塌。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脑海里，索罗斯的名字，就是投机这个恶魔的化身。
投机二字，曾经是国人脑海里的禁忌。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投机倒把甚至是一项可以判刑的犯罪行为。上海有名的“杨百万”杨怀定，便差点因为奔赴各地赚取国库券差价而被问罪。
国人对投机的熟悉，除了价格双轨制度实行时期的商品倒卖外，影响最深远的可能要算君子兰风波。不过，这些与国际游资每日以万美元计的投机活动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历史的伤痛深深地烙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2004年，温州炒房团在神州大地出击时，媒体开始谱写经济寓言。在这场妖魔化的运动中，温州游资俨然成了搅乱房地产市场的中国版索罗斯，一时之下，笔伐之声见诸报端甚至政府决策者的口中，导致各地银行纷纷联手阻击温州资金的流动。
当索罗斯的名字和金融危机划上等号时，世人的惧怕源自于对游资躁动的惧怕。但是，惧怕并不能让已腐烂的经济肌体焕发生气。
在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中，为什么索罗斯总是能够如巨鳄般嗜血而归？是其对鲜血有某种非凡的嗅觉吗？
正如索罗斯所言，“一边倒的随大流行为，是引发一场剧烈的市场紊乱的必要条件”。其独到之处，在于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运行规律的洞察。这给他带来了难以言传的猜测能力。
实际上，冲击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途径，便是在这一地区经济泡沫到达疯狂状态的时候。
导致泡沫经济轻易破碎的根源是什么呢？表面现象是供求关系的改变导致繁荣到衰败的转变，但根源却是市场的放任，导致金融市场创新速度和监管工具的脱节，为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埋下导火索。
世界闻名政治经济学家苏姗·斯特兰奇将当代资本主义比作一个规模宏大的“赌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这座“赌场”里不情愿的赌客。
斯特兰奇指出，科学技术的创新、尤其是因特网和计算机芯片技术的出现，使金融投机和金融风暴转瞬间成为可能。像索罗斯从东南亚转移几十亿美元只用了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全球化越来越像一把双刃剑。在对外资的争夺战中，很多国家品尝到金融大开放带来的快乐大蛋糕。但却对因此而来的地产泡沫、高额赤字乃至资金外逃视而不见。这似乎是一场透支快乐的狂欢，人们必须为无节制的金融自由化付出代价。
是谁将狂欢者——其中包括某些国家的央行行长，或许是一国元首——从经济增长梦幻中叫醒的人呢？是索罗斯。
痛苦的90年代，国际金融体系遭遇狙击，金融危机频繁爆发——
1992年的英国英镑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每一次危机的背后，都是举国上下财富缩水，而索罗斯却从这些国家经济的废墟上踩过，手里如海盗般拎着满满的钱袋。
不过，索罗斯和18世纪荷兰海盗最大的不同，是他合法行事。虽然英国人称其为“吸血鬼夏洛克”，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瓦骂其为“带有很多钱的白痴”，泰国人声称要将他绳之于法，但这并不妨碍索罗斯继续靠寻找“鸡蛋上的缝隙”来赚钱。
“金融市场有自己的运行规则，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有漏洞，肯定会出现问题，由于我而出现一些情况，只能说明这个国家金融体制的不完善，这与道德和爱心没有关系。”在参与一次又一次金融大屠杀之后，索罗斯给自己找到这样的下台阶。
寻找制度的缺陷，玩转游戏规则，合法地致富，这是就是索罗斯们在全球资本市场“掠夺”的惯用伎俩。他们的战车，是资金庞大到所向披靡的对冲基金，手中的武器，则是令世人难以捉摸的衍生工具和复杂精密的数量模型。
索罗斯，则是全球对冲基金的“教父”，是金融体系麻烦制造者群体中的头号人物。
对冲基金的第一场震动世界的战争，是1992年索罗斯发动的狙击英磅之战。那一年，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率稳定机制，索罗斯则成了“打败英格兰银行的人”，战果是骇人的10亿美元。
虽然当时全世界对索罗斯的暴富大为渲染，并引起国际金融体系对对冲基金监管不严的恐慌，但是，各国似乎并未能够找到真正对抗索罗斯们的法宝。
银行家的一筹莫展，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英国央行行长不是最后一个被对冲基金挫败的央行行长。墨西哥、泰国、印尼、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央行行长，在对冲基金肆虐下，一个又一个低下了高贵的头。
下一个备受考验的央行行长会来自何方呢？
是中国吗？
中国岂能隔岸观火
1997年至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内地擦肩而过。
假如危机发生在2007年，结局会怎样呢？2007年，外资银行将在中国畅通无阻，在海外资金大举投资A股的同时，国内资金也可名正言顺地投资海外，金融体系对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的防火墙已不再是密如铁桶。
相信居于庙堂之上者，一定在很艰难地、很严厉地思考这一问题。
能够侥幸避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金融危机，得益于中国在1993年7月开始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并在1996年实现经济软着陆，泡沫经济的风险已提前释放。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金融业当时并未对外开放，银行体系不受冲击，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这一外汇管制政策，使中国具有坚固的防火墙。
换言之，当时，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已达三至四成，远高于处于金融风暴中心的泰国（不到10倍），深沪A股的市盈率更是高达五六十倍，但是，对冲基金却不得其门而入。
“彼岸失火，怎敢作壁上观”。1997年以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一直是中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任务。
在2000年加入WTO后，中国加快了金融开放的步伐，外资银行和国际投行纷纷进入中国。花旗银行和摩根斯坦利等国际大投行，也以QFII的身份进入了深沪股市。不过，中国尚未推出股市作空机制，而对冲基金仍未在中国获得准生证。
时至今日，中国金融市场仍是一个未完全开放的新兴市场。假如全面开放的一天到来，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反抗外资银行乃至索罗斯们的冲击吗？
2001年9月，索罗斯来到中国，并在“21世纪的中国及世界”国际论坛上重提亚洲金融危机。
“中国躲过了这场灾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金融体制对外部世界封闭。但又不能无限期地保持这种关系。”索罗斯警告说，“其他高速发展的亚洲国家在早期也是对外部的资本市场封闭，没有向外开放，他们就不能很快发展。然而当他们开放后，他们过去在封闭时期建立的金融体制和机制就陷入了麻烦，他们的麻烦现在还没有解决。”
索罗斯的预言似乎正在变为现实。
随着中国履行WTO承诺的速度加快，金融开放的风险日益显现，五年的缓冲期并未给中国金融业带来足够的安全感。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似乎都没有做好迎接国际游资挑战的预备。
要知道，国际游资的到来，绝不会只是在股市领域。他们就像章鱼一样，用被低估的人民币购买资产，期待有一天人民币升值后，重新换回美元。
国际游资的大进大出，势必对脆弱的中国金融体系构成巨大的风险。防范风险的首要责任，落到了占金融资产大头的国有银行肩上。
但是，目前的国有银行体系，仍是处于垄断状态的官僚式银行组织。竞争对手的缺乏，使其根本不能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与具有金融超市特征的跨国银行一决高低。而金融市场的监管者，更是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手段干预，但靠临时抱佛脚式的一纸通知来进行监管的方式，岂能与擅长通过钻法律漏洞的对冲基金等国际游资掰手腕？
2004年初，温家宝总理将目前进行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形容为“背水一战”，是一场输不起的实践，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到了4月份，“阔别”10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再次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旋律，一时之间，治理经济投资过热的成为举国上下的工作重心。海外投行开始担心，银根紧缩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从而导致银行坏账急增。
1997年泰国发生金融危机时，银行业的坏账率不过是7%。而当时新加坡、香港等地的银行质量风险以及股市的泡沫，都远低于今天的中国。只是在庞大的游资冲击下，很少有国家能抵御这种投机大军的攻击。
现在，虽然中国仍未开放对冲基金业务，股市尚未有期指投资工具，但这并不妨碍热钱大举流入中国。市场普遍认为，除了QFII的约18亿美元的合法资金流入外，仅去年进入中国市场套利的国际市场热钱可能就有344亿美元。他们赌博的是人民币升值。
可以说，目前中国面临的情形，与广岛协议签订前的日本很相似。当时的日本被迫将日元大幅升值，结果导致全球资金蜂拥而来，大大加速了日本经济的泡沫化。最疯狂的时候，仅日本东京的地价，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土地。
目前，中国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纷纷发出房价暴涨的信号。如摩根斯坦利等外资资金已潜入地产市场。进入的渠道很多，实际金额可能远远超过治理层的监管范围。但是，这些资金大多是索罗斯式的套利资金，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便脚底抹油，跑得比谁还快。无论从资金量还是操作手法来讲，他们的危害程度都远远高于温州炒房团。
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对待索罗斯式的套利基金的涌入，诅咒无济于事，封堵也不是长久之计，正确的办法，是如索罗斯所言“扎紧篱笆”，不要让金融体系有太多的制度性漏洞。同时，提防投机风险的无限放大，研究对策，严格监控游资行踪，使其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助推器。
未雨绸缪
邻近香港的广东省，历来得改革风气之先，对游资的投机风险早有熟悉。曾直面金融风险的广东，吃一堑长一智，干脆请了一批洋顾问，让他们为广东省发展经济，防范金融风险出谋献策。
早在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６日，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卢瑞华，便在《羊城晚报》发表一篇出色的读书笔记，希望从事经济工作者、投资者和经营者“与其骂索罗斯，不如认真去研究索尔斯。”
因为创造期权定价公式，索尔斯（MyronS.Scholes）和默顿一起摘取了１９９７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位在期权、衍生工具、金融工程等现代经济最前沿领域游刃有余的经济学家，仍不能控制对冲基金放大杠杆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索尔斯、默顿、穆林斯（DavidMullins，前哈佛教授，曾任美国财政副部长、联邦储备局副主席）三人1994年参与治理长期资本治理基金，曾被金融界称为“梦幻组合”，但长期资本基金在1998年仍因风险失控而一度濒临破产。假如不是巴菲特和索罗斯等华尔街巨子出手拯救，国际金融体系可能面临崩溃的风险。
美国股神巴菲特和投资师林奇都认为，金融衍生工具的存在毫无意义。巴菲特甚至预言——衍生工具、对冲基金缺乏有效监管，迟早——未来10年内——带来灾难性金融地震。
曾经多次在金融市场的崩溃中斩获甚丰的索罗斯，更是预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即将瓦解。因为金融市场天生就是不稳定的。
即使早已在金融的骇浪中练就一身铁骨的西方发达国家，都无法反抗来自国际游资的冲击，而刚刚从资本市场的游泳池学会“狗扒式”的中国，却正在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步伐。金融风险随之而加剧。稍来不慎，很可能在引狼入室之时，遭到狼群的攻击。
自从2000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靠程度越来越高，外贸依存度超过五成，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世界经济打个喷嚏，中国经济难免要伤风。假如未来真的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金融体系很难像上世纪末那样独善其身。
“中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主要是加入WTO以后，中国要向世界开放它的金融体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尔斯认为，“中国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非金融经济。这就意味着中国加入WTO后，面临的风险就是要面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经济竞争。因此，必须花时间学习在加入WTO以后如何进行金融经济领域的竞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要支付一定的代价。”
当外资银行在2006年全面进入中国之后，中国银行业必须展开肉搏战的对手，是规模巨大、治理结构优良、信用程度高、全球布局的全能银行。
中资银行还必须面对新的困境：政策优势逐渐丧失，优质客户加速流失，高级人才流失以及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生疏。
更艰难的是，中资银行习惯了在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鸟笼”中生存，一旦获得了在天空翱翔的自由，会不会已经不知道该怎样翱翔呢？
由于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带动金属等国际大宗原材料价格飙升，习惯于在现货市场购买原材料的中国企业，对此几乎是束手无策。
中国企业生产成本远远高于国际同行。因为跨国公司不仅早就与原材料供给商签订长期休供货合约，更主要的，他们还按规则运用期权锁定利润。但是，在国际期货市场上，中国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国有大型企业能够参与衍生品的保值交易。
对金融衍生品交易采取逃避的态度，长期的结果，是中国经济的命运将捏在人家的手中。
2003年，中国消耗了全球新增石油的30%，全球钢材的30%，水泥的40%和全球直接投资资本的25%。但是，却未能把握这些大宗原料的定价权。这种困境直接后果是，当中国需要大宗购买时，国际供货商便趁机抬机，而中国需求减弱时，产品价格随之低走。
参与世界期货市场交易，让中国企业在原材料交易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此举与其说是金融创新，不如说是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必然途径。无奈之下，中国推出了燃油期货，并大大放宽了企业参与期货交易的限制。
2004年8月，云铝股份、焦作万方、宏达股份等一批国企获得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资格，意味着中资企业开始要在衍生品交易中与索罗斯等对冲基金交手。
其实，中资企业早已在香港股市与索罗斯们过招，结果是各有胜败。但是，可以预见，很快在深沪股市，投资者也将见到类似索罗斯般的基金到来。
今年7月，规模为240亿美元的盖茨基金获得进入A股的QFII资格。而在国际市场上，类似盖茨基金这样的慈善基金、或者是一些学校基金，经常是对冲基金的持有人。何况目前已有不少套利基金，早已施展各种手段随风潜入夜般偷步进入中国，只等人民币升值那一天到来。
再放眼看，由于全球股市的低迷，对冲基金成为弱市中的佼佼者，连曾深受对冲基金冲击的香港各新加坡股市，也将对冲基金的持有人资产规模大大降低，一般的散户投资者也开始投资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在全球的扩张，目前已是攻城拔寨之势。虽然对冲基金目前尚未在中国拿到准生证，但这一天的到来似乎并不遥远。
一旦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中国的金融市场势必与国际游戏规则接轨。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成千上万亿美元的游资，很可能呼啸而来。
目前，正在四处叫嚣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表面上看是日美等国家的政府，但背后掩盖的可能是金融集团的利益。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那一天为期不远。
虽然2004年中国仍能坚持人民币不升值，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币汇率最终将与美元脱钩。仅仅由于市场对此结果有预期，就可能导致热钱大量地进入中国。
2004年，曾经和索罗斯一起创办量子基金的吉姆·罗杰斯来到中国。这位华尔街金童一点都不掩饰对中国前景的乐观：“未来是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但是，当被问到大陆货币自由兑换问题时，罗杰斯说，人民币绝对不会维持固定汇率，中国人民银行势将让人民币浮动。2008年北京将举办奥运，他怎么可能在汇率上采取封锁？中国外汇管制和贸易限制假如不改变，就会带来大萧条。“这也是我所见中国市场还未完成开发的部分。这一点，人民银行中有人了解的。”
2008年似乎还很遥远。但是，2004年，中国已经感受到缺乏金融衍生品的危害性。作为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中国被迫在国际油价超过46美元时还大量进口石油。同时价格高涨的，还有铜铝等大宗原材料。
2004年，世界不再将中国比作为“通货紧缩的输出者”，而是将中国视为“通货膨胀的制造者”。在中国因素的影响下，国际游资有了炒作的借口。
无论是国际油价的暴涨，还是黄金或者金属期货的大起大落，都深深带有国际游资流动的痕迹。所谓的索罗斯主义，正成为影响包括货币在内的国际商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没有一个国家不受其冲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如何才能在越来越白热化的金融战中取得主动权呢？
孙子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研究索罗斯，迎接挑战，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是中国银行家们所必需正视的问题。
当然，金融危机让银行家头痛，但却是索罗斯们的沙场。对于那些新一代的中国投机者来说，索罗斯就像一部投机宝典。如何在动荡不安的金融市场找到“金融炼金术”，是人人都梦想之事。
仅仅以深沪股市而言，2001年6月以来的大熊市至今未有止跌迹象，大家似乎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三分之二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和以圈钱为定位的深沪股市，价值投资只是奢望，就算是巴菲特来到中国，他惟一能做的便是持有现金。就像2004年4月来到中国的吉姆·罗杰斯一样，果断要等到深沪股市跌透了才买。
所以，在2004年7月，很多投资人士喊出了“千万别学巴菲特”的宣言。
也许，他们早就忘记，早在1997年，深沪中国股市是学习巴菲特年。那一年，深市便在“价值成长、长期投资”的主旋律下，深成指创出点的历史新高。而2003年底至2004年初的价值投资行情，与之相比，如小溪与长江相争。
“整个华尔街的灵魂就是关于‘时点’的经济学。”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这位“索罗斯的中国门徒”，被业内誉为“用中文讲清楚美国资本市场第一人”的经济学家直言，“当国内乐此不疲地假定一些长期投资价值的时候，这种理念本身恰恰是一种误导，因为长期投资价值本身并不存在固定的载体。假如你长期持有某只股票，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会赔钱。”
目前，在深沪股市活跃的基金经理，他们所做的，基本上是高抛低吸，波段操作盈利的方式。股票短期的波动，造就了他们“选时重于选股”的生存理念。而这一切，恰恰是索罗斯投资理念的真经。
索罗斯以反射、可错性和开放社会理论指导着自己的量子基金冲锋陷阵。不过，理论归理论，索罗斯真正赚钱的不二法门，是其能够透过观察市场情绪的变化，寻找到一个趋势的拐点，也就是盛衰序列转折点。这与巴菲特的“买入并持有”的长期投资策略迥然不同。
由于目前的深沪A股市场市盈率太高，股票差价成为市场盈利的主要来源。揣摩索罗斯的投资策略，无疑为短线高手提供了一个求道的终南捷径。
法国总统希拉克曾将以索罗斯为首的对冲基金称为“经济的肿瘤”，中国人至今仍是闻“投机”二字便心生胆寒，但是，索罗斯式的投机者将在中国越来越有市场。因为，未来的中国金融市场将逐渐脱离“政策市”的阴影，和国际市场接轨，几乎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一旦中国有了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有了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各种私募基金，我们将面临一个全新的金融格局。目前这种低率、单一和封闭的金融市场，将被开放和产品多元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所替代，届时，所谓的索罗斯主义，将是所有投机者不得不参悟的生存之道。
索罗斯的金融炼金术到底有何魔力，深沪股市投机者目前尚无从领教。
我们有海归的IT界创业首富如搜狐的张朝阳；我们有深谙华尔街资本运作规则的财技高手仰融；我们有曾在A股市场翻云覆雨的庄家德隆，但是，我们没有见过能够在华尔街起风云的大人物。
想靠头脑风暴致富的你，会是第一个中国版的索罗斯吗？
第一章巨鳄沉浮
我希望在有生之年成为传奇人物，而不是死后才被记住。认为自己死后还能活在人们心里的想法是毫无疑义的，人只有一次生命。
——索罗斯
第一节：股票投资：最危险的职业？
“每个人都可以有两份收入，一份是工资劳务性收入，另一份为投资创业收益。这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新课题。”闻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如此描绘中国人的创富生活。
德国股神科斯托兰尼更是明言——
有钱的人，可以投机；
钱少的人，不可以投机；
根本没钱的人，必须投机。
可是，股票交易，这个全球投资者最常见的投资方式，竟在中国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早在1999年6月15日，《人民日报》便发表了“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指出近期股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中国证券市场具备了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据说政府启动股市是为了拉经济一把。
于是，老百姓都响应号召，炒股一时仿佛成了爱国。可是，那些股民今天大多亏损累累，即使是奉命炒股的专业机构——中国人将其称为证券公司，也成了2004年全社会最会“亏钱”的行业。
2004年，在股市中备受打击的中国人，将股票投资列入十大最危险职业之中。
自从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1日成立，中国股市诞生不过14年，缘何证券行业如此迅速的成为凋谢的行业？是制度性缺陷令中国人无用武之地？还是中国人天性没有投机基因？
从表面上看，三年熊市，寸草不生。沪综指从2001年6月14日的高位2245.43点，跌至1300点的新低。很少有投资者的荷包没被洗劫一空。
股票投资在中国成了高危行业，做股票的人竟然会自卑，因为那是件让人瞧不起的事。这是2004年的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尴尬事。
很难说是不是淮桔成枳现象在深沪股市的重演，其实，在全球金融市场，无论大牛市还是大熊市，总有投机家让世人景仰。他们赚钱的速度，在某些特定的时间里，远远超过印钞机。
与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与震撼相比，深沪股市无论从投机金额的大小，还是风险放大程度，都只是小溪里的一朵小浪花。
放眼全球顶尖的投机大师，没有一个不是沧海横流中显示出自己的英雄本色。即使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从2002年初的5100多点，跌至1100多点，但顶尖的投机大师一样能赚得盆满钵盈。
约有8万亿美元的热钱，在分秒必争地搅动全球金融市场，天天的成交金额成千上万亿美元。这个金钱漩涡的中心，就是华尔街。在这里，天天都有人破产，有人狂欢。
1792年3月21日，在华尔街68号前面的一棵梧桐树下，21个经纪人和3家公司签订了一份佣金标准协议，从此揭开了金融史上新的一页，人类对财富的追求和对投机的迷恋从此无休止地上演。
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牛熊的转换令金融市场变幻莫测，多空双方的力量决定着金钱的流向。
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大海里，每一次飓风卷过，都可能导致世界经济架构的重新搭建。对于那些冲浪的市场的参与者来说，胜者意味着财富和美酒，而失败者大概只能是“葬身海底”。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元剧《桃花扇》的一句小曲儿，几乎是绝大多数全球市场交易员的宿命。
在华尔街200多年的风云中，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闻名的投机者的末日。
威廉·杜尔（WilliamD0er）是华尔街的开拓人物之一，也是华尔街历史上第一个牛市的始作俑者。
看一看杜尔的履历，我们便知道他在华尔街的影响力——
1785年，杜尔担任美国国家财政委员会主席。1789年成为美国财政部部长。
任职期间，杜尔利用职务便利带来的信息优势，在商业和证券交易中牟取暴利。后来，联邦政府立法规定，财政官员不得参与联邦债券投机买卖。杜尔并未因此放弃投机生涯，反而是傲慢地辞去公职，更加变本加厉的进行市场投机。
杜尔最辉煌的时刻，是坐庄银行股。由于他大量借钱拉高银行股，导致市场疯狂跟风，并因此催生了一波大牛市。
可惜，杜尔的疯狂遭遇一批炒家的狙击，那些人从银行的白银和黄金储备中取走自己的股份，导致银根紧缩，杜尔遭遇釜底抽薪之痛，坐庄资金告急，最后导致资金链断裂。
最后，杜尔挪用23.8万美元的国家公款炒股之事暴露，结果被诉诸公堂。杜尔想借钱还债，怎奈求贷无门，最后受到终身监禁的重罚。
杜尔的入狱，令银行股一泻千里，一个大熊市因此来临，25个经纪人公布破产。
从辉煌到衰败，杜尔的投机生涯匆匆忙忙地结束。后来，杜尔的故事一再在华尔街上演。
1974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两个石油大亨尼尔逊·亨特（NelsonHunt）和威廉·亨特（WilliamHunt）再出惊人之举。兄弟俩瞄准美国取消金本位和银本位制带来的机遇，从开始狂购白银。
1980年初，白银价格飙升至50.06美元一盎司。但兄弟俩并不知足，开始了一场以白银市场为目标的垄断投机。
为了继续垄断白银，兄弟俩不惜以19%的年利率借钱收购白银，结果成了白银市场的惟一买家。
白银的狂涨，导致老百姓将银器卖出来换取现金，使得白银供给忽然大增。在白银的供需事关重大打破之后，亨利兄弟仍在频频借贷维持银价，很快便不堪重负。
到1980年3月，银价已跌至40美元一盎司。其后持续下跌，他们被迫减持白银还债，银价大堤因此瓦解。亨利兄弟被迫在7年后公布破产。
杜尔和亨利兄弟倒下去后，便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他们的失败不是因为其不够聪明，而是因为过于贪婪。过度的借贷放大了他们的欲望，最后变成了沉重的枷锁。这样的兴衰逆转在华尔街并不罕见。
被誉为“华尔街宗师”的W·D江恩（WilliamDelbertGann）在其《华尔街四十五年》中，细数1920年之后30年间“华尔街所有其他大炒家的操作方法”。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多数炒家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均衡感，而且只渴望金钱带来的力量，妄图垄断市场。垄断把价格抬得很高......结果几乎所有试图这样做的人都落得了同样得下场。他们破产了。”
杰西·利文摩尔说：“在华尔街，没有什么事是新奇的。投机就像山岳那般古老。股市上今天发生的事过去也发生过，而且将来会再次发生。我从没忘记这点。”但是，他最终仍未忘记控制自己的贪婪。
“一个普通人、投机者、投资者或交易商，可以从历史上那些聚敛了成千上万美元，然后又统统输掉的大炒家身上学到什么？他可以学到的教训是这些炒家为什么会输钱，以及他们没有遵守什么规则，并因此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然后他就有了赚钱并且保住盈利的机会。”江恩不无感慨地认为——
“他要学习的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是不要过度交易。他要学习的下一件事是使用止蚀单。一份自动的止蚀单不但可以保住本钱，还可以保住盈利。”
华尔街二百年的历史一再证实，投机就像是一场财富的马拉松，只要没有退出比赛，没有谁敢称自己是胜利者。太多的投机枭雄，即使能称霸一时，但终归是英雄末路，两手空空甚至是身陷囹圄。
对于永远不会缺钱的华尔街来说，惟一的稀世珍宝是“不倒翁”。他们即使眼看要被打倒在地，但仍能像不倒翁一样很快站起来。
在华尔街日复一日的财富争夺战中，谁是“不倒翁”呢？
乔治·索罗斯和沃伦·巴菲特。
第二节：华尔街的不倒翁
1994年秋天，由华尔街流传出去的一个故事广为人知：
在美国闻名的拉什摩尔山的山崖上，雕刻有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四位美国总统的头像。而在对面的那座山上，将起另一座丰碑，来纪念世界上最伟大的金融大亨。丰碑上留着四尊雕像的位置，谁是下一个巨人呢？
人们开始传说的版本是，乔治·索罗斯和沃伦·巴菲特的头像已经开始被凿进山石中了。一位和该故事相关的高级投资经理说道：“山脚下还有许多家伙等着被凿上去呢？”
谈及这个动人的传说之时，索罗斯的回答很有趣：“你可能再也找不到两个如此不同的人物了。”
潜台词是，在金钱游戏的分岔口，巴菲特向右，永远指向投资；索罗斯向左，永远指向投机。
关于投资和投机的争论，一直是华尔街永恒的话题。而巴菲特和索罗斯，恰恰是非常经典地阐明了二者的区别。
巴菲特的投资决策和方向非常固定，趋向于保守。因为看空美国股市，他竟然可以在2003年度末，手中仍持有360亿美元的现金。这是任何一个基金经理都不敢想像的事。巴菲特这样做，他可以强调自己是在等待合适的投资机会，但是，假如换了别的基金经理做出同样举措，就会让基金持有人认为他无能，至少也是无所事事。
通常，投资者可以知道巴菲特会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买什么股。但是，这一套对索罗斯完全不起作用。
索罗斯被华尔街誉为“史上最伟大的投机家”。但他的投机组合不会像巴菲特那样明明白白告诉市场。更多的时候，他就像神龙一样见首不见尾。跟随者往往听其言，而不知其行。
神秘、果断和迅速，是索罗斯决策的方式。往往是变通投资者知道索罗斯的投资行踪时，他早已是获利套现。
对于大多数的投资者来说，索罗斯的投资方式颇有无招胜有招的境界。正如他自己所言，从来不用固定的投资思维约束自己的行动，这样可以在发现错误的时候，及时纠正错误。
投资思维的善变，恰恰是成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投机家的必要素质。但是，善变也意味着承担的风险变大，即使再伟大的投机家，也有失手的时候。索罗斯却像走钢丝一样，在失败和胜利之间，找到了让自己长盛不衰的秘诀。
索罗斯的秘诀是，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但输的时候，要尽量少输；但是赢的时候，要尽量大赢。
当记者问索罗斯：“你认为你值得被看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金融家之一吗？”
索罗斯既自信又略留有余地说“这是一个恰到好处的问题，我不得不承认我——事实上就是如此一一一呆在那上面。然而。在那儿我会呆多久却是另外一回事。”
头像永驻于山上的美国四位总统，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离不开他们的赫赫战功。美国独立战争、南北统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铸造了他们的丰功伟绩。
可是，乔治·索罗斯和沃伦·巴菲特，只不过两个华尔街的投资家，要与四位总统对望，他们凭什么？
股市如战场。扬名立万者，靠的大多是赚钱术。
巴菲特一战成名，是在1991年。当年以经营政府债券为主营业务的华尔街巨人——所罗门兄弟爆出非法购买国库券的丑闻，濒临破产危机。巴菲特临危受命，成为该公司董事长，终于挽狂澜于既倒，使世界金融体系摆脱了一次崩溃的危机。巴菲特后来也在对所罗门公司股票的投资中大赚一笔。
与巴菲特的建设者形象相反，索罗斯扮演的是破坏者的角色。
对所有的华尔街作手来说，成功做空一只股票，是一辈子梦寐以求的事。而索罗斯显然把这种作空能力放大到了极限——他作空的是一个国家甚至几个国家的金融体系。
“在同一时期内，没有谁取得过如此辉煌的成就。彼得·林奇没有，沃伦·E·巴菲特也没有。”对于索罗斯在1992年对英国央行的狙击战，美国《商业周刊》做出如此评价。
所谓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投机家更是一个注定短命的行业。上世纪90年代初成为金融界新星的索罗斯和巴菲特，却在10多年后仍然是华尔街最炫目的星星。
在《福布斯》2004年2月份的一项排名中，比尔·盖茨的个人资产大约是470亿美元，而排名第二的巴菲特个人资产是429亿美元。在《福布斯》2003年9月份推出的全美400大富豪排名中，巴菲特以360亿美元位居亚军。身家急增69亿美元。
不过，《福布斯》在4月份称，“目前的世界首富很有可能是巴菲特。”微软公司由于最近接连遭到法律诉讼，因此股价显得有些疲软，自2004年2月以来，微软股价跌了大约4.5%，因此盖茨的资产缩水至450亿美元左右。与此同时，巴菲特持有的股票仍然在不断上升，至4月份，巴菲特的股票平均上涨了4.4%，他的资产可能已经超过450亿美元。
最独特的是，巴菲特是全球惟一以投资家的身份跻身于全球十大富豪的人。
当巴菲特坚守价值投资赚钱如神之时，索罗斯在全球投机也是日进斗金。
在《福布斯》2003年9月份的全美400大富豪排名中，索罗斯以70亿美元资产，排名第28位。
2003年仍是索罗斯风光的一年。据美国《投资家》杂志的调查显示，2003年，索罗斯光现金收入就有7.5亿美元，成为当年华尔街上收入最高的操盘手。
7.5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在《纽约时报》公布的美国总统年收入中，布什总统的年薪也就是40万美元，索罗斯一年的年薪相当于美国总统收入的1875倍。
2004年，中国人均年收入终于迈过1000美元的门槛。而索罗斯一年的年薪相当于75万中国人一年的收入。非洲穷国埃塞俄比亚一年人均GDP才100美元。索罗斯一年的收获，相当于750万人埃塞俄比亚一年所创造出的财富。
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巴菲特和索罗斯毫不为过。
希奇的是，索罗斯和巴菲特，两人都是犹太裔人，而且出生年份都是1930年。不同的是，巴菲特出生在美国内华达州一个名叫奥克哈马的小镇。而索罗斯则是来自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而且，他们进入投资事业的时间相近。
在25岁的时候，巴菲特成立了首只投资基金作为治理人他只出资100美元。他的亲戚朋友成了他的合伙人。
索罗斯则是在26岁时，携带5000美元闯世界，迅速成为套利交易员，并在37岁时成立首只基金。
但是，两人通往财富的道路却是截然不同。
巴菲特崇尚简单。只买自己了解的东西。对于客户推荐的股票，巴菲特的回答总是一成不变：“我不懂这些股票，也不了解那些股票。我不会买我不了解的股票。”
即使软件帝国微软一再盛情邀请，巴菲特也未动用旗下基金伯克希尔·哈撒韦买入一股微软股票。只是用私人的钱买了100股微软股票，以示谢意。
虽然和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是好友，虽然比尔·盖茨还是哈撒韦股票的持有人，但巴菲特坚持让哈撒韦远离微软股票。理由很简单——他看不懂微软的盈利方式。
“我们所做的事，不超过任何人的能力范围。”巴菲特如此形容自己的投资策略。
巴菲特坚信自己的老师——华尔街教父格雷厄姆的名言：“短期来看，市场是个投票机器。但从长期来看则是个称重器。”所以，巴菲特善于等待机会，当市场泡沫产生的时候，他的选择是忍耐，而不是去做空这些期指或者某些股价高估的股票。
尽管巴菲特曾承认伯克希尔有近四分之一的利润来自于套利，但他非常厌恶承担太大风险的投机，对金融衍生品非常敌视。他的选股理念很简单——“买股票就是买公司”。具体来说，说是“买入具有增长潜力但股价偏低的股票，并且长期持有。”
“我们最喜欢的持有期限就是永远拥有”。巴菲特深信，稳操胜券的投资方法就是长期持有。当年，格雷厄姆将长期投资定义为25年。
从哈撒韦的投资组合来看，巴菲特的股票投资的持股很长，有的甚至是几十年。而在华尔街股票交易员的眼光时节，长期投资可能只是指半年甚至三个月。对期货交易员来说，长期投资可能只不过是二三天。
巴菲特从来不看电脑，不关心股票趋势图，对华尔街的追涨杀跌漠不关心。为了远离华尔街的喧嚣，他宁愿住在奥马哈的贫民窟。
“假如这世界上的经济学家和股评全部死光，对投资界而言一定是件大好事。”巴菲特如是说。他对投机热潮的回避和厌恶，显示他与华尔街传统价值观念截然不同。
巴菲特假如说华尔街是股票分析师的天下，巴菲特更像是一个企业分析师。他的投资哲学建立在收购企业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为了牟取股票波动带来的差价。
可以说，巴菲特几乎是市场波动的局外人，这就是他能够十年如一日持有吉列、可口可乐等蓝筹股的原因。他的投资逻辑是：“我把自己当成是企业的经营者，所以我能成为优秀的投资者；因为我把自己当成投资者，所以我能成为优秀的企业经营者。”
此时的巴菲特，已与华尔街投行或者基金传统的盈利模式渐行渐远。
同样是通过投资致富的世界富翁，索罗斯走得路和巴菲特完全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简直就是直接站在巴菲特的对立面。
除了对深沪股市上市公司海航B（代码900945）的投资长达近十年外，中国的投资者很难想象他能够长期持有某个具体的股票仓位。
看一看巴菲特几十年来的投资清单，会发现其几乎是恪守价值投资的风格。他就像传统的犹太人一样，量力而为，勤俭理财，很少动用投资杠杆。那种疯狂借贷进行赌博式的投机，更不是巴菲特的风格。
打个比方说，巴菲特的投资风格，就像高山一样宁静，定位清楚。而索罗斯的投资风格则有如流水。水无常势。他有时候像青海湖水一样平静，但有时候却像海水一样掀起巨浪。
巴菲特的投资理念，是一切从企业的内在价值出发，要研究的不是市场，而是企业本身。最擅长的是买入持有策略。
相反，证券分析师出身的索罗斯，虽然也有一套严密的估值标准，但同时又是交易员出身的他，更关注市场的波动，在趋势向上是跟随作多，在趋势下降前反手作空。也就是说，不仅要紧跟市场的流行，还要在流行终结前狙击没落的流行，这种投资策略是任何一个投机家都梦想的。
正如索罗斯所言，“我的爱好就在于我并没有某种特定的，一成不变的投资风格，更准确地说，我得努力使自己的投资方式随机应变。”
从索罗斯的投资生涯来看，他几乎是华尔街的梦想——从一个市场交易员、金融分析员、基金操盘手再到基金治理人，一步一步地终于达到巅峰境界。直至今天，索罗斯仍是华尔街投机的领军人物。
与此同时，索罗斯的投资策略也不断变化，所承担的风险也在不停变化。
1966年，索罗斯成立的第一只基金——首鹰基金，是长期投资基金，期望在上涨的行情中获利。
不过，他在1969年创建的第二只基金——双鹰基金，则开始了套头交易，这基本上是现代对冲基金的雏形。
到1970年，索罗斯与吉姆·罗杰斯携手，开始了价值发现的投资策略，在被公众低估的银行股、能源股、军工企业等股票上做多，以眼光独特而大赚其钱。
进入上世纪80年代，索罗斯与罗杰斯分道扬镳，量子基金开始在全球套利，宏观投资成为压倒性的主旋律。量子基金因此成了对冲基金的领头羊，业绩也开始出现大起大落。
进入新世纪后，对冲基金受到全球资本管制的挤压，盈利空间缩窄，索罗斯转身投入房地产等工业资产。
对这一系列的变化，索罗斯的解释是“我应该这样说我并非依照某一套指定的规则来施展拳脚，相反，我要在这种游戏的规则中寻找某种富有活力的变通。”
索罗斯这种变通的投资风格，源于其导师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柏的影响。波柏认为，“任何一个人都把握不了终极的真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天生就是不完美的，完美的社会是不可能达到的。”
正因如此，索罗斯认为，人对金融市场的理解也不是完美的。于是，他形成了自己对判定金融市场的独特理论体系：可错性、反射和开放社会。
作为索罗斯投资理论的核心部分，反射理论是指市场和投资者形成的互动影响。投资者的预期和市场趋势互为因果，市场出现偏差，他的猜测是尝试性的，所进行的投机活动是一种实验，因此他的猜测活动几乎是定性的和互为因果的，而他的投机活动总处于根据变化所作的动态调整中。
由于具有欧洲背景，索罗斯很早就对全球金融市场感爱好，并因此成为华尔街之中最早投资于美国市场以外的基金之一。加上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全球布网，使他比别的投资家更能把握世界经济的跳动脉搏。
虽然巴菲特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运行趋势颇具眼光，但是他基本上不会像对冲基金一样，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但是，索罗斯则乐此不疲。
只要有利可图，无论是做多还是做空，无论是股票、债券、货币甚至是商品资产，索罗斯都不会轻易错过，有时候甚至会利用杠杆作用，将赚钱效应放大到极致。
第三节：铺满鲜花的陷阱
索罗斯和巴菲特都认为市场是无效的。
巴菲特认为，假如市场是有效的，他现在还在曼哈顿大街上乞讨。
索罗斯不相信证券市场是有效率的，认为市场经常是错的，而且它是在盛衰循环中运行的。
当巴菲特忙着寻找能持续经营几十年的公司之时，索罗斯则在全球搜索出现价值偏差的市场机会，尤其是那些进入繁荣/衰败序列的金融市场。
“羊群效应是我们每一次投机能够成功的要害的，假如这种效应不存在或者相当微弱，几乎中以肯定我们难以成功。”索罗斯认为，当羊群效应出现时，追随趋势行为加剧，市场的偏差会自我强化，从过度泡沫发展到过度超跌，最终形成市场的大起大落。索罗斯的投资策略便是寻找市场从大起到大落的转折点。
简而言之，索罗斯追求的是对“时点”的准确猜测。在1992年的英国英镑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中，索罗斯都是选择市场泡沫破灭的前夕，加入到挤泡沫的行列。
索罗斯认为，市场上流行的证券分析理论和反射理论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可能在99％的时候有效，只有在１％的时候失败，而他比较关心那个１％。
索罗斯运用“即时试验”的理论，通过不停地试错和纠正，尝试找准市场的反转点。他乐意在每一个投资命题中寻找错误。每当找到了错误，不安全感就会消失，并因此得到投资欲的满足。因此，索罗斯在市场上就经常被看作一个“反对派”。
当然，假如自己的市场分析与众不同，索罗斯就会非常小心，与众不同轻易被众人践踏。
“我所擅长的是拨弄市场的浪潮，而不是游泳池中的涟漪。”索罗斯将自己归类为冲击型投资者（Momentuminvester）。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市场一度风平浪静，其中只有少数由投机行为导致的小波小浪。这让索罗斯显得有点无技可施。
索罗斯坦言，在五花八门的投资者中，还有一类优秀的价值型投资者（Valueinvester），不过，他们在对冲基金中并不走俏。
价值型投资者的代表人物巴菲特，虽然在入市时很关注“时点”因素，但却并不喜欢快进快出的盈利模式。他认为：“在股市上不要试图越过七尺高的栅栏，我们需要四处寻找能轻松安全跨过去的一尺高的栅栏。”
实际上，专心寻找一尺高栅栏的，大多是价值投资者。当然，可以轻松跨越的栅栏，肯定是凤毛麟角。于是，尽管跨栏的风险极低，但寻找的过程漫长，还要付出较大的机会成本。
因为，当一尺高栅栏不出现时，你因为等待将失去很多投资机会。这种耐心和成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承受，所以，世界上只有一个巴菲特。
不过，七尺栅栏却遍布金融市场。寻找的成本极低，但跨栏的风险极大。你很可能超过障碍，赚个盆满钵盈，但绝大多数人都是人仰马翻。
即使像索罗斯这样的国际金融狙击手，也经常在跨栏的时候失去重心。不过，他跨越的可能是十四尺栏。因为量子基金作为宏观基金的代表，可以说是对冲基金中风险最大，当然也经常是基金中收益最高的品种。
之所以称自己为冲击型投资者，因为索罗斯和他的跟随者们运用的杠杆，有时达到成千上万亿美元，这种摧毁力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反抗的。
可是，在寻找1%的机会时，索罗斯经常在狂喜和重挫中徘徊。幸运的是，他没有像历史上的大炒家一样，将自己放在万劫不复的地步。
从1994年到2004年，华尔街经历了网络股泡沫的盛衰急转，全球金融市场还遭遇了亚洲金融危、俄罗斯金融危机、拉美国家墨西哥、阿根廷等国的金融危机。
同时，还经历了科索沃战争、南斯拉夫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金融市场在战火中跌宕起伏，牛熊交替的节奏比以往大大加快。
最令华尔街恐慌的一天，是2000年的“9·11”事件，被称为资本主义标志的美国国贸大厦因飞机撞击而倒塌，华尔街被迫停市。
2002年9月7日，华尔街复市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684.81点，收盘于8920.70点，跌幅为6.83%。道指最大跌幅为700点，创单日跌幅之最。
不过，最令华尔街蒙受羞辱的一天，却是美国最大能源公司安然造假丑闻爆发的2001年10月。之后，世界通信以及安达信等一批公司造假丑闻相继出现，华尔街股市跌至谷底。
在华尔街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全球股市也是跌跌不休，索罗斯得他的量子基金也经历风雨。
1992年至1993年，索罗斯在由英镑危机引起的一系列金融动荡中斩获甚丰。至1994年春，索罗斯基金的资产达110亿美元。假如某人在1969年当索罗斯建立量子基金会时投了10万美元，并且把红利又继续用来投资，那么，到1994年春他或她就可能使其资产达到1.3亿美元。它每年的利率达到35%。靠一笔非常小的资金(比如说5000万美元或1亿美元)就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回报，人们肯定会认为这超乎常规。
这是索罗斯的巅峰时刻，但好日子很快结束。
用量子基金操盘手斯坦利·德拉肯米勒的话来说，1994年以后，量子基金的投资一直未能踏准市场的节奏，这对于任何一个投资人来说，都是致命的。
1994年2月14日，索罗斯因为错误地卖空日元，结果在一夜之间至少损失了6亿美元。要命的是，同年11月，同样的事两次发生，索罗斯又亏了4至6亿美元。
1997年7月初，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后，量子基金会因为狙击泰铢等亚洲货币得手，仅在一个月时间内就嫌取了20亿美元。但利润很快流失。
1998年，索罗斯再度冲击亚洲金融体系，结果在与香港政府掰手腕中失败。紧接着在俄罗斯投资失败，损失超过20亿美元。为挽回损失，索罗斯大举作空日本股市并看好美元，结果又恰好站在了市场的对立面。索罗斯旗下基金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亏损。
最极端的例子是，是索罗斯对科技网络股泡沫的态度。
在1999年的科技网络股泡沫中，巴菲特坚持不买网络股。结果科技网络股一再飙升，其中龙头股微软、英特尔、雅虎等股票更是创造了财富的神话。而蓝筹股则一跌再跌，巴菲特的哈撒韦股票因此在1999年损失惨重。全年只录得0.5%的增长，落后于标准普尔指数20.5个百分点，是巴菲特投资史上表现最差的一年。巴菲特因此还罕见地向股东道歉。媒体开始用“落伍”、“老态龙钟”等字眼来形容巴菲特的风光不再。
可是，在2000年，科网股泡沫破灭，蓝筹股回归价值，伯克希尔股票跑赢标普500指数15.6个百分点，重新证实股神的远见。
索罗斯也曾看空网络股。但是，他在多头和空头之间的摇摆，和巴菲特的始终如一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量子基金曾经猜测“互联网泡沫将会破灭”。然而，市场偏偏和索罗斯以及他的投资天才们开了一个大玩笑。
1998年，美国股市上的“互联网概念股”如雅虎、亚马逊都牛气冲天，量子基金却不幸站在空方的一边。一位索罗斯的发言人８月１０日公开承认“我们对互联网泡沫破灭的预计来得太早”。英国的《卫报》说，索罗斯因为看空了网络股，结果使他的量子基金损失高达7亿美金。
到1999年，量子基金在市场趋势来了个大转弯，开始大量投机网络股，终于在年底实现35%的增长。
无奈盛衰周期很快到来，2000年科网股泡沫破灭，量子基金却仍在山顶上看风景，全年净收益率为—15.5%。量子基金因此被迫重组，并因此失去第一大对冲基金的宝座。
2004年，索罗斯将全部身心扑在了美国总统竞选中，他的目标很明确——成为将布什拉下马的人。10月，华尔街传出索罗斯要将基金交班给儿子的消息。原因是索罗斯不惜倾家荡产中止布什的连任计划。结果，布会成功连任，这或许是索罗斯一生最挫败的一笔投资。
索罗斯用自己的一连串失误，证实了自己不仅在在政治生活中不是主导者，即使在金融市场也不是上帝。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似乎为他的彻底可错性理论找到了活生生的例证。
即使是巴菲特，他也会错失网络股的投资机会。究竟，他错过了像微软、英特尔、雅虎这些20世纪末最牛的股票，不过，福祸相依，他因此逃过了网络泡沫的惩罚。
索罗斯虽然在1999年抓住了网络股牛市的尾巴，但却未能在时点上把握准确的出货机会，并因此在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时未能躲开股灾。
与华尔街历史上失败的大炒家们不同的是，索罗斯有极强的止损意识，能够将损失控制在20%之内。而且，他有一个难得的直觉——比别人先一步发现错误。这或许是他在网络股危机中并未倒下，而同样陷于科网股中难以自拔的老虎基金却被迫解散。
风水轮流转，市场仿佛在给两位金融界领袖开玩笑。但这就是市场的不可猜测性。投资家和投机家都不能百战百胜。
“过度投资也是投机”，华尔街教父格雷汉姆如此评价投资和投机的关系，这让人体会到金融市场的诡异。
其实，假如真的将巴菲特式的投资策略定义为“投资”的话，那么，世界上99.99%的投资者可能都在“投机”，甚至是赌博。
投资和投机到底有多大的区别，相信是证券市场永远的话题。有时候它们的距离如云泥之遥，有时却是在一线之问。
无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投机家索罗斯，还是价值投资第一人巴菲特，他们都曾因坚持自己的理念而遭到市场的嘲笑，但时间最后证实了一切，二者都成了华尔街的常青树。
“任何没有见解的人，都不能投入股市”，德国股神科斯托兰尼如是说。信自己，不随波逐流，或许才是股市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