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兰托尼（1906－1999），是20世纪欧洲的老投机家，曾遭遇两次破产，仍着迷于外汇和证券。他的《一个投机者的告白》和《金钱游戏》等书，风靡世界。
股市上有用的词是：也许、但愿、可能、会、尽管、虽然、我想、我认为、但是、大概、这看起来…，所有人们想的和说的都是有条件的。
债务人找到好的债权人，比债权人找到好的债务人更重要。
当今金融市场的最大危险是，太多的钱把握在不懂行情的人手里。
怀里只剩两分钱的贵族还是乐观者，拥有满满保险柜财富的小人物还是悲观者。经常有投资顾问说：“我担保……”但谁为他们担保呢？
举世闻名但对股市一无所知的匈牙利作家默纳极其贴切地定义了放空投资者：“一个为自己掘坟，却让其他人掉进去的人”。
谁是最完美的投机分子?那些每到一个地方先问：“孩子们，这里什么是被禁止的？”的人。
当银行家对一项建议说“不”的时候，他是想说“也许”；当他说“也许”的时候，他是想说“是”；但他假如马上回说“是”，他就不是好的银行家。当投机者对一项建议说“是”的时候，他是想说“也许”；当他说“也许”的时候，他是想说“不”；而他马上回说“不”，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投机者。
人们议论富有的笨蛋总像议论一个富人，而议论穷人则像议论一个笨蛋。
在经济政治中正确的驾驭无非是对现实的适应。
一句话：“股市是没有音乐的蒙地卡罗”。而我的断言是：“股市是有很多音乐的蒙地卡罗，但人们必须有天线接收这些音乐并听出其旋律”。
假如强盗懒惰而笨蛋少说话，经济生活将多美好啊。
在股市中经常要闭上眼睛才能看得更清楚。
对投机者来说，反复思考而不采取行动，比不假思考而采取行动好。
任何投机者都经历过“突发性的时刻”，若不充分利用，便不会再有新的机会，所以我的建议是“出击”！
假如商人以100％的利润卖出商品，被称为欺骗；但股市投机人以双倍价格卖出股票，却很平常。
闻名作家施德哈尔的墓碑上写着：他曾经生活、写作、爱。不幸投机者的墓碑上则是：他曾经生活、投机、失败。
人们经常谈到银行危机。这令我联想到最近的威尼斯之行，这个季节马库斯广场每个晚上都被海水沉没，但第二天早上却看不到任何水位的痕迹。有些银行的财务数字也是有一段时间“泡在水里”，过一段时间又恢复过来，甚至可以付更高的红利，那时便没有人再谈论银行危机，过往的一切都被遗忘。这种现象我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经历了几次。“倒闭”一词虽然因银行而生，但现在银行是不可能倒闭。因为这个世界不仅有一个社会网，还有一个贷款网，每个债权人都是另一个债权人的债务人，而另一个债权人也是债务人。假如债务人不付款，那么他可以享受延期偿付，这个逻辑对锁链中的其他债务人同样有效。
游戏是一种激情，有享受也有痛苦。一个游戏者最大的享受就是：赢。第二享受是：输。游戏者最大的爱好是赢和输间的差距。没有输赢，就没有差距，也就没有享受。
莫里哀曾写道：知道太多的傻瓜比无知者还愚蠢两倍。这个说法也适用于股市。
人们不能跟着趋势跑，必须面向它。
投机者生活的五分之一是股市，赌徒则是五分之四。
老经验的股票族能够失去一切，但不会失去经验。
克里蒙梭曾说过：战争是一件严厉的事，不能将之交给军队。今天人们也可以说：经济是一件严厉的事，不能将之留给教授和经济学者。
股市中最危险的是意外，只有极少的股票族能保持镇静和客观。股市产生危机的原因多半不是因客观的思考，而是大众的情绪反应。一个很小的问题，却可能像野火般蔓延。
人不必有资本，但要有零用钱，有些人甚至认为零用钱比财富更重要。
许多资本家把三分之一的生命用于创造资本，另外的三分之一用来保本，最后的三分之一则思考如何传给继续人。
每个经纪人都受畸形的聪明之苦。甚至最聪明、最老实、最负责任的经纪人也被买卖合约和回扣腐化了。
古老的股市真理：行情不能继续上涨时，就必须跌。
人们对股市趋势的描写是强是弱，完全取决于人们的立场。同样的行情，一个说强，另一个却说弱。
作多傻瓜能承受股市下跌的损失，却无法承受股市上涨而得到的获利。
一个没有思考、证据、动机的股市游戏者，和轮盘的游戏者一样都是赌徒。
人们无法教授经济，而是必须亲自经历并生存下来。
在行情低落时捧着现金加入股市的人，和正往餐厅路上饥饿的人是同样的享受。
对犹豫不决的人来说，行情不是太高就是太低；而决定不是太晚就是太早。
买股票时需要想象力，卖股票时需要明智。
我们在晚上必要有主意，早晨持批评观点，而中午就要作出决定。
股市，其实是一个剧院，总是上演同一出戏，但却挂上不同的剧名。
我们这些老投机者最大的不幸是：积累了经验，却失去了勇气。
视觉商人和超视觉商人的差别，前者买卖所有看得到的东西——商品、房地产、折旧资产等；超视觉商人只买卖其他人没看见的东西。机智的股市投机者也属于这一类，他们买卖股票、有价证券，他们的机遇其他人都看不见。
有次我坐在两个经纪人之间，一个抱怨今天没有做成生意，另一个为了一大笔佣金笑逐颜开。“那是幸运多于理智”。第一个说。另一个回答道：“上帝给我幸运多，理智少”。
有时我能从金融规则或法律条文的错误用词或印刷错误中牟得大利。
我们有时会被错误的意念引入歧途，以致一生停留在错误中永远无法熟悉真相。
许多人对股市的变化感到惊奇，那是因为他们还不熟悉股市。
在萨尔斯堡艺术节上我碰到一位股友，没想到他也对音乐感爱好，问他在这里做什么，他回答：“我等待结束”！当我的朋友询问我对投机的看法时，我给了他同样的回答。
没有任何部长比法国财政部长德莫斯能更精准地描述国家的困境：“先生们，国库空了”。
富有是比相同环境中的其他人更有钱。
工程师在工作时不许受酒精影响，而对投机者来说这却是优点，因为它能解除某些障碍。在股市上、生活中和专栏里，我经常有正确的答案，只是必须找到对应的正确问题。
男人生来为挣钱，女人管帐；理想的状态是男人轻率，女人吝啬。我有很多朋友可以证实，我父亲给母亲最漂亮的礼物，得到的却是对他浪费成性的斥责，“为什么”？他回答说：“这总比把钱送给药店老板好”。
德国人无法适应金钱的阴谋，这个浪漫者、哲学家、音乐家的民族，在与金钱相关的事物中并不浪漫，而且失去全部哲理，尤其是想像力。
所有今天的行情在1％或2％之间的有价证券——破产的股票、陷入困境的国家债券——都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极适合做墙上的装饰品。
人们经常称我为“股市专家”，这个赞誉我不接受，因为我只知道今天是什么、昨天曾是什么。但这就已经很多了，因为大多数专家连这一点都不知道。他们还不知道，多数情况下是行情制造新闻，新闻被传播出，而不是新闻制造行情。
也懂笨蛋语言的股市投机者是聪明的。
通常在政治和经济中有害的不是独裁体制，而是独裁者。
我宁愿赞同多数股市同行的意见，也不愿意与他们争论。
纯粹的投机者只购买他认为能赚三倍或四倍的证券，也有可能是十倍（我有许多这样的经历）。
假如没有蠢人，股市会怎样？假如有一台超级电脑什么都知道，股市又会怎样？我对这两个问题回答是：“那就不是股市了”。
人们因巧合做出最幸运的蠢事。
人们不应该用眼睛关注事态发展，而是用头脑。
对一个真正的投机者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赢钱的快感，他要证实他有理。投机者的工作与记者相近，都是透过分析事件而得出最终结论：记者的结论是评论，投机者的结论则是行动。当然。记者分析错了还可以继续当记者，投机者一旦犯了错，就必须马上改行。
投机者，能够最精确地判定行情是否过高或过低。官员、工程师、技术人员、经济学家或企业治理人，甚至集团公司的领导人物，是最没有能力诊断股市行情的一群人。
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曾经说过：“当人们忘记一切时，剩下的便是文化。”股市的道理也如出一辙。假如你能够抛弃所有经济学家死死盯住的预算、汇率、统计数字和其他废物：简单地说，抛弃所有储存在电脑中和布满灰尘的图书馆里的资料，剩下的才是股市的知识。
很久以前，大学里一位求知欲极强的学生曾经问我：“您希望儿子也做投机者吗？”我的回答是：“假如我只有一个儿子，他将成为音乐家；但若有第二个儿子，我将培养他成为画家，第三个儿子培养成作家或记者，而第四个儿子一定要做投机者。因为总要有一个人养活他三个穷哥哥。”
有三种不同的方法可以输掉财产——最快的方法是赌输盘；最舒服的方法是和女人在一起；最笨的方法是买股票。
成功的投机者必须是敏锐的政治分析家，又是练习有素的大众心理学家，因为他同时有两个谜要解：政治事件和公众的反应。
股市的老格言说：“在枪炮声中买进，在悠扬的小提琴乐曲中卖出。”这些话在今天已经过时了，因为股市中人人皆知的道理便已算不上知识。凡事都要靠投资人自己去衡量。
我自己在孩提时，就已深切体验到，不能跟着当天的新闻做投机买卖。
知道得太多最后会有害处。这与办案相似：虽然证人曾在现场，但他不具备必要的实际知识；专家具备这一领域的科学知识，但他在案发时不在现场又有什么用？
外汇市场的所有变化，纯然是人们心理的反应，也就是一窝蜂的现象。只要有人在外汇交易所喊一声“着火啦！”保证所有人都会拔腿往外冲，甚至造成伤亡，但实际上连根火柴都没点着。
我要给外汇商和投机者一个忠告，不要跟着这类消息跑，因为真正的内线消息你们是得不到的，应该深刻地思考货币背后代表的含意，把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名言铭记在心：“我思故我在。”但我想修正一下：“我思故我投机。”
通货膨胀是一大弊端，但与通货紧缩相比，通货膨胀却只是较小的弊端，通货紧缩最后必然导致社会资本主义。
商人对通货膨胀的恐慌症和社会大众歇斯底里的反应，同样糟糕和危险。每次通货膨胀期间，民众的慌乱气氛总是使我想起蜂窝被捅时蜂群的表现。蜜蜂是勤俭的象征，一旦储存节省下来的一切所筑成的蜂巢被摧毁时，自然会疯狂地嗡嗡飞撞，不仅蛰伤他人，也为自己的死亡做好了预备。
我曾经为通货膨胀下过定义：“它是一场舒适的温水浴，但假如不断加热，浴盆最后就会爆炸。”在下一次爆炸中，首先受伤的当然是坐在浴盆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