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在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股票和房价的资产泡沫发生崩溃，“日本奇迹”瞬间沦落为“日本病人”。而整个90年代，成为日本二战后经济衰退最为严重的10年，也是学界公认的“失落的十年”。
或许是值得庆幸的，尽管当时资产泡沫破灭，但日本在内有高额的居民储蓄、外有大量的资产投资，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条件下，日本并没有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至少表面上没有。
然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也许正是因为没有危机，所以日本也没有像韩国、泰国、印尼那样，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经历的是大起大落的“V字形”复苏。其重要原因之一即政府缺乏改革动力。直到2001年小泉执政后，真正的改革才得以展开，包括邮政业的民营化、叫停高速公路的过度建设、年金改革、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和处理银行不良债权等。目前来看，日本经济在逐渐复苏，消费和固定投资的增加带动2005年财年的GDP增幅高达3.2%。
但是，此次日本究竟是真正的进入稳定复苏期，还是如1996年那样仅昙花一现？更何况，日本仍有很多结构性问题并未解决，如超过GDP总额150%的债务，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等，假如这些不能得到改善，恐怕日本仍会面临危机。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经济可能最具可比性，包括其沦为“日本病人”的教训和复苏的经验都值得中国关注。鉴于此，本报诚邀耶鲁大学治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巴克莱资本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黄海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副教授施建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季风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军红热论日本经济，是为本期“天下论衡”。本期论坛由李振华主持。
1.复苏可待？
主持人：今年一季度日本经济同比增长3.1%，创15年来最高纪录。此外，股价上涨到5年高点，房地产价格回升，消费物价也出现上涨。在1996年和1999年日本经济也曾出现过复苏的苗头，但仅是昙花一现，那么此次日本究竟是进入稳定复苏的阶段，还是又一次的昙花一现？
黄海洲：近期日本的长期利率已经开始上涨，日本央行也结束其实施了5年的零利率政策，这是此前两次复苏过程中所没有的，因此我认为这一次恢复更真实。此外，日本现在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和前两次不同，比如日本股市上涨不是日本一个国家的原因，和全球股市走高有很大关系，这也对日本经济复苏产生推动作用。
施建淮：前两次短暂复苏实际上是靠财政刺激带动的，但是这一轮增长是在强调财政结构改革、要平衡财政，所以是在公共支出没有很大增长的背景下实现的。此外，非凡值得一提的是在2004年日元大幅度升值的情况下，日本经济仍然实现增长，这和以往的增长模式有很大不同。由于这一轮增长主要是由消费信心恢复和民间投资增加所带动的，因此可以认为此轮日本经济的复苏是有坚实基础的，并非是再次的昙花一现。
张季风：日本银行政策委员在14日起正式解除实施了5年又4个月的零利率政策，并将短期利率诱导目标从0上调为0.25%。零利率政策的解除标志着日本金融体系的健全化和金融政策的正常化，也为日本经济今后的持续复苏扫清了障碍。
刘军红：日本在此轮经济复苏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实质GDP的正增长，而且实现了名义GDP的正增长。自2001年，日本财政支出连续负增长，此次名义GDP转正意味着日本的税收基础扩大。最近，日本政策决策者提出2011年要实现顺差，那现存的11万亿-14万亿日元的差额怎么办？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经济自然增长过程中带动的税收自然增加，这就必须保证名义GDP的高增长。
日本此轮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是民间为主，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同时增长。其中投资的主要动力来自海外市场，非凡是美国市场；消费增长主要缘于个人收入增加、就业形式多样化以及资产效果多样化。就就业形式而言，日本原来基本上都是终身雇佣制，而现在形式非常灵活，比如说由派遣公司向企业派遣临时员工，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人工成本。另外，越来越多的日本居民开始进行投资，尤其是投资于金融资产和不动产，其产生的资产效果远远大于以往靠储蓄带动消费的效果。这些因素都会支撑日本经济进一步复苏。
主持人：过去十几年间，经历了几届日本政府的努力，但仍没有走出经济衰退这个泥潭，那么今天在这个时机能够实现经济复苏，和日本政府采取政策，包括前几届日本政府采取的政策有什么必然联系？
黄海洲：日本在资产泡沫破灭以后，银行业积累了大量呆坏账。但和面临资产泡沫破灭的大多数国家不一样，日本并没有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至少表面上没有。这主要由于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国内居民储蓄率很高，在海外有大量的资产投资，日本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等一系列的条件。但事实上，资产泡沫破灭以后，当时日本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已经非常弱，企业借款能力也很弱，只不过危机没有通过我们经常看到的表征表现出来，直到2001、2002年左右资产状况、盈利能力才有所好转。这是一个漫长的结构性改革和恢复过程。其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结构性改革和恢复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
陈志武：长远来看，我倒觉得这恰恰是对于日本的经济不利的一些方面。为什么1990年代日本经济没办法增长，最近又是什么原因使它重新活起来？因为从整个全球工业革命发展史的角度来讲，19世纪初，世界主要的纺织业中心是在最初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大约在二三十年代转移到美国。二战以后到1960年代，越来越成熟的工业生产技术从北美、西欧转移到日本，使得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能够利用现代工业生产技术的国家，加之当时日本的敬业精神和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等特点，使日本在1960-1980年代初成为第一例亚洲国家推动亚洲经济增长的模式。这样一个背景使得日本在1980年代经济结构主要以制造业为主，而非其它的高经济增加值的金融服务业。但伴随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越来越开放，日本逐渐丧失了劳动力成本优势，必须要对经济结构做根本性的调整。我认为刚才提到的银行呆坏账等更多是方方面面大的结构变化产生的具体表现，而非问题的根源。
另外，我认为当初日本政府的干预，导致该破产的银行和企业不破产，对于日本的经济是一个长期的障碍。随着全球化进一步深化，日本靠制造业来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的潜力已经很小，更应该侧重在发展金融服务业、甚至整个第三产业。目前日本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约23%，美国是37%；日本第三产业占GDP约70%，美国约80%，这都是很好的增长空间。但问题是，日本金融体系历来是以银行为主，而不是以资本市场为主。自1990年代起日本经济很难找到更强的增长点，本身就说明日本传统上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使日本企业效率和金融服务业的空间进一步的增长，资本市场发挥的作用应该越来越强。而日本的风险资本没有广泛存在，正是因为日本没有真正按照资本市场的原则去执行破产法，而是按照儒家的思想——不要那么认真、何必让这么好的企业破产等等，既妨碍了整个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也抑制了日本的创业精神。要知道美国的创业、创新文化之所以这么强，和其非常冷酷的资本市场、股权市场绝对分不开，当然美国的激励机制也非常重要。
施建淮：日本经济十年衰退后，等到现在才出现强劲复苏，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结构性改革需要时间。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支持战后高速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实际上不再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要求，因为当时日本经济规模已达到世界第二，而作为一个大国经济继续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必然会导致贸易摩擦等诸多问题。日本十年的衰退正是由于它当时试图继续维持出口带动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于是过多的供给流动性以阻止日元进一步升值，结果导致资产泡沫膨胀，最终破灭造成的。当然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没有出现金融危机，说明这段时间日本央行和日本政府的政策比较成功，包括日本央行及时向金融机构注入足够的流动性、日本政府向银行提供公共资金用以处理其不良债权等。
结构改造牵扯到日本经济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传统的主银行制度，企业方面的员工序列、终身雇佣等结构改革都需要时间。1997年桥本首相雄心勃勃，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即财政结构改革、金融体系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教育改革等六大改革。1997年的金融改革，借鉴了上世纪80年代英国以证券业为中心实行的所谓“大爆炸”的大规模金融改革的经验。这一人称“日本版大爆炸”的金融改革给日本金融体系带来很大冲击，打破了日本传统的主银行体系，大企业不再依靠银行融资，而是更多的通过证券市场融资。改革的结果加剧了金融机构的竞争，活跃了资本市场，也极大地提高了融资企业的资本运营效率，随后日本政府进一步在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处理，重建日本金融体系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应该说，这些结构性改革为今天的日本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
2.美国道路与日本道路
主持人：比较美日两国发现，美国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也面临产业转移，并出现了滞胀，但美国通过发展新经济和服务业，从而导致美国在克林顿时代(1993-2000年)之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与日本形成截然相反的局面。那么，日本经济走美国的模式，有没有现实的可行性？
陈志武：美国式经济增长与其发达的私人股权基金、严厉的资本市场以及由此激发的创业和创新热情是分不开的。而日本过于依靠银行贷款，且贷款成本非常低，恰恰打击了这种创新热情。这就是为什么硅谷是在美国而不是在日本发展起来的原因。当然，也存在中西方文化差异等因素。
黄海洲：假如看美国经济的未来，可以从四家公司出发：波音、微软、花旗和高盛。这四家公司可为一联:“波音高盛；花旗微软”。波音公司是高端制造业(硬件技术)的代表；微软是高端信息业(软件技术)的代表，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高科技企业，业务做得很大，但却没向银行借一分钱，完全是基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模式；花旗，实际上代表广泛的金融服务业；资本市场起作用靠高盛为代表的投行，大多私募资金也与其有关。其它行业并非不重要，但最能代表美国未来的是这四类企业。制造业要往波音等高端制造转型，信息技术发展要往微软这个方向发展，各行业与资本市场和银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假如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转型可能会面临不小的挑战，因为这四类企业在目前的日本不易找到。经济转型不仅与其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相关，还与民族创新能力以及法律、文化等诸多方面有关。
张季风：日本能不能走美国那一条路？我觉得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的。美国除了经济上的优势，还有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和全球影响力，这是日本不可能具备的。从文化角度来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开放、布满创新动力和冒险动力，而日本可能是东方世界比较保守的国家，越富越保守，再加上它是一个岛国，本身是一个单一民族，资源贫乏、市场狭小，没有成为政治大国和世界超级经济大国的空间。
另外，日本人口的少子、老龄化问题以及限制移民政策可能会制约其发展。假如不从周边或东南亚大规模移民，实现人才的流动，日本就很难产生一种创新机制。日本对国际人才流动有很多制度限制，比如外国人不能在日本做政府公务员，不能做高中老师等等，与美国有很大差异。
陈志武：刚才黄海洲讲的四个公司也许可以加上第五个，就是沃尔玛。沃尔玛超市既不是提供技术服务，也不是制造业的升华，而是简单的利用人口流动，实现规模化销售和规模化进货。但从很多角度来讲，沃尔玛甚至可以和微软相比，沃尔玛家族的财富比比尔·盖茨的财富还要多。为什么沃尔玛商业模式能成功？说到底还是存在由股权交易所提供的加速实现财富的激励架构，否则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来刺激服务业增长也许就不会在美国发生。而日本缺乏以活跃股权市场为核心的激励机制，商业模式上创新潜力会比较小。
主持人：近年日本的改革幅度很大，比如大幅度改造金融系统，打破财阀垄断等。但日本保守势力仍非常强大，这是否会导致日本整个改革会停滞不前？
张季风：尽管日本开始走进复苏，但是经济结构上的诸多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主要有三大问题。一是财政问题，2005年财政年度，日本中心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总额高达774万亿日元，占GDP总额比例超过150%以上，在发达国家中是最糟糕的，恐怕再有二三十年也未必能解决。第二，日本区域间差距、贫富差距、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以及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差距都逐渐在扩大。大部分人都对美国都比较崇尚，但是从社会公平这个角度而言我更欣赏日本，因为美国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社会治安也比日本差的多。在197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日本的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21左右，即使最发达的东京和最落后的冲绳也不过就相差一倍，而且假如考虑到物价因素(东京物价较高)差距会更小。但现在看来，这种橄榄形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鉴于以上原因，可以说日本今后的改革之路仍然很长。日本民族危机感比较强，当有危机存在，或自感落后于他人之时，就一定会急起直追，因此决不会因经济复苏而停止改革，也不会出现大的后退。
3.中国之借鉴
主持人：回顾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发展模式，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借鉴？
刘军红：有一点可以借鉴，这次日本改革是企业先行，尤其是出口型大企业率先改革。它们认为美国企业治理的模式是合适的，比如CEO的制度，股权分配制度等，像丰田、索尼很快就模拟下来，然后这些大公司就推动日本政府改革法律、给予法律上的认定。
陈志武：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就是不能总依靠于银行为融资手段，而应该进一步放开资本市场，否则企业效率、创业和创新精神等问题都没有办法改善，因为银行的钱不适合创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是固定的，不在乎你贷款企业改不改变效率。而且从长远来讲，经济最后的活力没有被激发起来。
另一方面，我一直比较关心中国过去和未来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国际秩序。相对于中国在国际上面对的贸易保护压力，日本比中国有很多优势。从明治维新至今，日本的政治制度和崇尚的政治文化基本上是被西方接受的，所以当时日本在美国和其它国家受到的产品抵制，并非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上的差异。相比之下中国面对的局面要复杂得多。
黄海洲：从表象上看，不少人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和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的可比性在于货币升值可能带来的问题。但实际上中国目前的问题和日本当时很不一样。相对于实体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的进展，中国金融改革落后。虽然中美两国经济周期不同步，但人民币紧跟美元使得中国的货币政策由美国来主导，这不符合中国的需要。中国需要大力增加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和汇率的弹性。中国的金融经济落后于实体经济和货币政策缺少主动性，这两个不匹配通过金融链表现出一系列的失衡，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
施建淮：另外一个教训是，随着经济发展应适时转变发展战略。日本付出了10多年的经济低迷的代价，才最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完成向消费社会的痛苦转型。中国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已经达到全球第四。这种增长模式长期实行的结果造成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和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导致中国与欧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要摆脱依靠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建立起依靠国内消费支持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就必须改变维持人民币低估的汇率政策，通过扩大汇率的弹性让人民币顺其自然地逐步升值。
主持人：这十年间日本不良债权水平已经低于4%的水平，大银行是2.4%。它是怎么做到的？与中国政府采取的处置不良债权的手法有什么不同？
刘军红：日本的基本理念不像美国那样，美国是银行破产就让它破产，但是日本在破产案处理上，基本是政府先接管，然后再卖给外资或内资，就是说名义上是破产了，但是处理方式上可以维护金融稳定，维护稳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让金融链断掉。另一种方法就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自然沉没”不良债权。中国能不能借鉴？我认为借鉴不了，至少靠经济增长自然沉没这种方法是模拟不了的。
陈志武：靠经济增长沉没呆坏账，在我看来是典型的非市场逻辑在应用。对资产进行价值评估，只要今天资产定价本身是反映今天的价值，这就是一种最合理的判定，今天资不抵债的企业就该今天破产。不要假想它某天会变好，但这恰恰是中国处理呆坏账时很典型的逻辑，总觉得万一哪一天好了，从天上掉下来几千万吨黄金，正好掉在这个地方，这一块地方就增值了。已经失败的企业假如不处置，既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不利于债券市场的发展，也使得剩下的企业资产无法得到更高效的使用，继续给这种企业供养资金更是一种浪费。过去这么多的国有企业被供养的结果是什么呢？ （编辑：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