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的百年回顾

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以来，现代经济学传入中国已经历时整整100年。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布满了无数的艰辛与曲折。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共同度过了风风雨雨的一百年。经济史决定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术史。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文明由盛而衰，与之伴随的是外来学术思想与理论在中国的广为传布。矢志于救亡图存的先进知识分子努力从外来的先进思想理论中探索建国、富强的真理，西方各种学说，包括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由此开始。
　　
　　经济学的传播：危难中国的渴求
　　
　　两次鸦片战争既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清醒地熟悉到中西方发展差距，从此以后，向西方学习、重振中华成为一股越来越强大的社会潮流。这股社会潮流的第一件事情是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此后，经过冯桂芬、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的鼓呼，近代重商主义思潮得以发端，并达到了高潮，对于商品货币经济的熟悉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早在1867年北京同文馆就开设“富国策”课程，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Ｗ.Ａ.Ｐ.Ｍａｒｔｉｎ）讲授美国经济学家福塞特（Ｈ.Ｆｕｎｃｅｔｔ）所著的《ＡＭａｎｕ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后来该书由汪凤藻翻译，丁韪良校订，于1880年出版。最早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著作，除了《富国策》之外还有1886年由海关总税务司翻译的《富国养民策》（Ｐｒｉｍｅｒ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作者为英国人Ｗ.Ｓ.Ｊｅｖｏｎｓ），以及1889年英国人傅兰雅口述、徐家宝笔述的《保富述要》。
　　
　　可惜的是，这些译作当时并没有在中国知识界传播开来。实际上，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经济学才像其它“新兴”学科一样真正开始引起国人的重视。1905年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加上科举制度被废除，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脱离传统经书的羁绊，投身于社会现实之中，出国留学、兴办实业蔚然成风，甚至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新军。非凡是辛亥革命之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逐渐传播开来，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热潮，经济学也随之在中国得以扩散开来。
　　
　　京师大学堂在1898年设立，严复作为首任校长主持工作之时，就开设了经济学课程，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及至严复翻译的《国富论》出版，中国经济学科的近代化进程加速。北京大学于1912年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学系——商学科。同时陆续有不少学生负笈欧美，学习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译介也更为全面，出版了不少经济学原理、财政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的书。伴随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围绕中国的若干现实经济问题，也有不少著述，仁智之见交相迭出。
　　
　　从19世纪80年代到“五四”运动前夕的40年中，中国出版了40部左右的经济学著作。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到辛亥革命为止，中国出版了大约十六七部经济学著作，主要是翻译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学著作，并且以译自日本的为多，这反映了1905年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激增和日本对中国影响的上升。当然，这期间也出现了几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著作，比如1910年出版的《调查户口章程释义》（陶保霖著）、1911年出版的《中国国债史》（梁启超著）、1911年出版的《比较预算制度论》（吴琼编著）。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又有近20本经济学著作出版，其中中国人自编的著作约占三分之二，多属财政金融类，这说明经济学当时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是比较快的。译本则绝大多数来自日文著作。在1902年以前的译本大都用文言文意译而成，对原书内容多有省略，且常运用我国传统的旧经济概念与术语来附会经济学，更使人难于理解原著的真正含义。从1902年以后，这类情况有所改进。随着日本经济学书籍的大量译介，中文的经济学专业术语也大量采用日文译法，中文经济学概念体系开始建立。当然，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学仍然处于引进阶段，所谓国人自编的经济学著作，基本上就是外文著作的翻译整理，没有什么创新。
　　
　　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之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民族资本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1914年到1919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工厂数量从698个发展到1759个，增加了157.7%；资本从3.3亿元增加到5亿元，提高了54.5%。新增加的资本额超过辛亥革命前四五十年投资的总额。“五四”运动之后至20世纪50年代期间，中国经受了日本侵略、国内战争、资本主义大危机等冲击，一方面经济有所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当中的沉疴积弊并没有消除。无论袁世凯及其继任者的北洋军阀还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都采取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个期间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时期，工业化水平和资本积累都有比较大的提高。
　　
　　“五四”运动之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有两条线索。许多留学欧美的学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练习，回国后积极传播欧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迅速地在中国传播。前苏联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这样的事实对于以救亡图强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国内的以西方经济思想为主要理论倾向的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的初步繁荣：30、40年代中国的折射
　　
　　基本理论的把握为系统分析现实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两方面的学者紧密结合中国现实展开研究，现代意义的中国本土经济学由是发端。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先后就几个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争论。第一，1919－1927年期间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第二，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有关，在30年代围绕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也在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以及要不要进行土地革命；第三，30年代，针对中国货币制度存在的问题，就货币本位展开了争论。
　　
　　承继“五四”运动之前已有之势，国内逐渐开始真正系统、全面地把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国内学者围绕基本经济学理论、部门经济学以及经济史等所撰写的著作大量出版。闻名经济学家马寅初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1923年马寅初和刘大钧一道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并长期担任社长。他撰写了许多经济学著作，其《经济学概论》是解放前流行的经济学原理著作。部门经济学也有长足进步。
　　
　　胡寄窗老先生曾经对“五四”运动以后至1949年期间中国国内翻译和自编（撰写）的经济学书籍进行了统计研究。从中可以看出1929年以后中国经济学的初步繁荣情况。这一时期之所以有这么多中文经济学著作问世，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息息相关。1928－1936年是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开始出现工业的初步迹象，加上抗日战争对国防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实业救国”一时蔚然成风，经济学当然就有了传播和发展的土壤。经济学译著以30年代最多，其中1930年一年出版了63本译著。从国别构成看，到30年代为止，由日文翻译而来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在数量上仍比以前有较大增加，但是已经不能像20世纪前10年那样高度垄断，其相对的重要性则已经大大下降，相反，西文原著翻译过来的已经大大超过了日文。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界已经不再满足于翻译由西方贩运来的日文二手货，也说明由欧美返国的经济学家增多，逐渐支配了大学讲坛。
　　
　　30、40年代经济学的繁荣还体现在专门性的经济学刊物的创办上。据胡寄窗先生估计，除了统计期刊外，1919年到1949年各类经济期刊约为112种，其中20年代有10种，30年代48种，40年代53种。不过，这些刊物创刊后一年内就停刊的在半数以上，能维持一两年之久就很难得了。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研究队伍仍然很弱小，社会对经济学的关注和支持仍然是很有限的。在为数不多能够长期支撑下来的经济期刊中，属于一般经济理论探讨方面的，以在上海的中国经济学社1930年创刊的《经济学季刊》成绩最为显著，一直维持到抗战前夕，是当时全国多数经济学家支持、认可的经济刊物。
　　
　　在30年代，学界围绕中国本土的货币本位问题发生过争论。国民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制，代之以金汇兑本位制。在这个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关于中国的货币本位问题，有人主张实行多商品的本位制，有人主张实行金本位，有人主张维持银本位。围绕这些问题，马寅初、杨荫溥、刘大钧等经济学家都先后发表看法，产生了一些理论著作。如马寅初（1937）的《中国之新金融政策》、杨荫溥（1936）的《中国金融研究》、刘大钧（1934）的《我国币制问题》等。
　　
　　另一个广为关注的本土经济问题是“经济建设”与工业化。1928－1937年期间，国民政府在工业化方面的政策稍见成效。抗战爆发后，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富强，奋力探索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途径。张培刚教授的著作《农业与工业化》在全面探讨了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发展与农业改革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以及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关系问题之后，就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急迫问题进行了分析。马寅初的《中国经济改造》、吴景超的著作《中国经济建设之路》、何廉、方显廷的《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等，都是很有见地和影响的著作。
　　
　　解放前一大批中国学者在农村经济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堪称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这其中有比较非凡的历史原因。解放前中国是典型的落后农业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只有准确把握中国农村的情况，才能全面把握中国的经济全貌。闻名学者陈翰笙1928年受聘担任中心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农村经济调查。1933年陈翰笙发起成立了有500多名会员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担任第一届理事会主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于30年代曾就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问题，与几方面的理论观点进行了争论。同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还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比如后来名噪一时的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许涤新等，都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有不浅的渊源。此外，南开大学的何廉、方显廷等人也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何廉还被誉为中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著有《中国农村之经济建设》。
　　
　　在其他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巫宝三的著作《中国国民所得》，是中国现代意义上ＧＮＰ核算方面的开山之作；陈达的《人口问题》就人口理论、人口数量、质量、人口与国际关系等进行了分析之后，给出了其人口政策主张。
　　
　　值得注重的是，民国时期，非凡是“五四”运动以后，经济学在中国已经走出了单纯的学习、普及阶段，出现了一批既把握先进经济学理论，同时又能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中国学者。总结解放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凡是在学术上有重要成就的中国经济学家，几乎全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刘大钧、马寅初、何廉、方显廷被称为中国30、40年代的四大经济学家，享誉国内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国外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练习，同时又都怀着强烈的救国救民意识，努力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当时的中国本土经济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正如马寅初所说：“假如只研究理论，试问对于今日的中国，实际上有什么好处呢？